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6月27日下午，由四川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协调组主办，四川日报报业集团（封面新闻、华西都市报）承办，中华诗歌研究院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协办的名人大讲堂“杜甫文化季”将迎来第三场讲座。讲座开启前，封面新闻记者陆续约访到对杜甫深有专研的名家，谈谈他们心目中的杜甫。本期邀请到的是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李敬泽。

(相关资料图)

李敬泽

李敬泽善于从传统经典、历史深处获取营养，熔注到当下，锻炼出非凡卓越的鉴赏眼光和写作水准，这使得他的写作，不管是散文还是文学批评，都深有来路和底蕴。比如他2017年出版的散文集《咏而归》，就是他与古人对话的一个结晶。从春秋到明清，从孔孟到笔记小说，李敬泽用活泼的现代语言进行精彩的解读和阐释，带领读者从古人的选择和决断中，感受智慧的乐趣。

在众多的先贤经典中，“诗圣”杜甫其人其诗，是李敬泽格外青睐的重点研读对象。在大地上颠沛流离、行走在黎民苍生之间的杜甫，杜诗中体现出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，“民胞物与”的胸怀，以及杜诗复杂、有力、准确的文学表达，都让李敬泽感佩不已。不管是在演讲中，还是在文章中，李敬泽多次用诗样的语言，表达自己对杜甫的敬佩，堪称是杜甫的“铁粉”。

谈杜甫与四川成都

“对于中国所有的文人，这里可算是精神上的家乡”

公元759年冬天，杜甫为避 “安史之乱”，携家带口由陇右 （今甘肃省南部）入蜀辗转来到成都。公元760年春，在友人的帮助下，杜甫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。公元761年春天，茅屋落成，称 “成都草堂”。虽然杜甫只在这里居住近四年，但清幽秀丽的草堂，因杜甫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宝地，吸引着中国乃至全世界后世文人、作家、学者的目光。

对于杜甫与成都、四川的关系，也让多次来到四川、特别喜欢成都的李敬泽深有感触，“不仅仅在唐代，直到近代、抗战时期，当整个中国都摆不下一张书桌时，四川依然可以提供一片安静的天地。对于中国所有的文人，我认为，四川都可算是精神上的家乡。成都作为伟大的美好的城市，它的了不起在于，从唐代开始就是一个适合艺术家、诗人生存的地方，当然也是一个适合做大事的人生存的地方。不管世道是如何，四川都是安顿身心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城市最宝贵的素质和基因。”

杜诗为何能成为诗史？

“诗到了杜甫手里，开始有了重大的转变”

从中学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杜诗有“诗史”之称。何为诗史？为什么说杜甫的诗是历史？李敬泽对此有自己的思考，“在杜甫的诗里，我们能看到他所处的时代，看到了他和中国人在安史之乱中的命运，所以说是诗史，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古代的时候就有了，到宋代以后被反复确认。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，我们在中国古代，一般的诗是归在集里，所以当古人说一个人的诗，能够成为史，成为诗史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。杜甫确实当得起这个称赞。”

李敬泽作品《咏而归》

杜甫用诗歌书写、表达自己的时代，于是杜诗成了诗史。这似乎是自然而然、顺理成章的。但李敬泽在此提醒大家，事情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，“在杜甫生活的那个时代，像杜甫这样写诗是非常寻常的。杜甫所处的时代，正是唐朝由盛转衰，其他很多大诗人都还在，跟杜甫同样在经历那个时代，但是我们现在翻全唐诗的话，会发现除了杜甫，其他人没有这样深入真切地去表现当时的时代。而且并不是因为那些诗人没心没肺，而是在当时，诗歌就不是用来表达百姓命运和人间疾苦的。诗到了杜甫手里，开始有了重大的转变。他得有多大的力量，多大的创造力，多么宽阔丰富和深沉的心灵，才能使他摆脱这种诗歌传统的羁绊，让他的心向着就在他眼前展开的时代啊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的诗歌史不能没有杜甫。杜诗作为诗史就有巨大的开创性。说杜诗是前无古人，也正在于此。

杜甫之后到白居易，到中晚唐，黎民苍生在诗人、文人的笔下，都获得了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尊严和重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杜甫是了不起的。他的诗史还不是一般的表现时代，而是他在中国文化史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转折点、开辟一个新天地的作用。”

“诗史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大历史的诗，还首先是个人生命的历史”

很多人提到杜甫，似乎总会想到他忧心忡忡、愁苦严肃的样子。杜甫固然有这样的一面，但李敬泽提醒我们，这样的印象肯定也是很不全面的，不足以概括杜甫整体形象。“大家对杜甫的印象不要单一、狭窄、刻板化，其实杜诗里的杜甫是非常生动、丰富、多样化。他会在诗里写思念妻子，写自己和朋友相处的细节，写如何谋生，如何为生计所苦，如何采药，如何种地，如何感受四季的善变，夏天冬季微妙的变化等等。他几乎通过他的诗，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世界，而且他还这么真诚，他从来不写那种自恋的诗，不是只把好看的写给你。他还把自己的贫困、困顿、疾病、衰老、脆弱、潦倒、狼狈、卑微，包括自己的矛盾，都不避讳地写出来。他就是要把人世上的百转千回、酸甜苦辣的这份感觉在诗中都写出来。从文学史上来看，此前没有诗人这么做，没有人想起像他这样把自己全部的生命放进去。”

说杜甫的诗是诗史，反映了他的时代。他是怎么反映的呢？固然有些是直接的描写，但大量的历史和时代是怎么被杜甫写进诗歌里的呢？“是这个诗人把自己的生命，这一生的遭际写到诗里，我们从遭际中看到他所处的时代，所以他的诗史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大历史的诗，首先是个人生命的历史。”李敬泽说。

“杜甫的创作成就已成为文学标准的一部分”

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，李白、杜甫、苏轼经常会被放在一起述说。李敬泽认为“这三个人和他们的作品，在我们民族的理想人格形成中，起到重大的构筑作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民族中的每个人，感受自己和人生的方式，都深受他们影响，甚至可以说，被他们深深塑造。因为他们的表达和感受，太真切、太有力、太精妙，以至于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，他们其实是用作品讲述了我们的内心故事。王安石曾说，天下好言语都被杜甫道尽，本来这个地方他要写诗，要发言，结果发现杜甫都写过了，还写得那么好，自己就不好再写了，所以都被杜甫道尽。”

杜甫在《望岳》中写道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在李敬泽解读看来，这是年轻的杜甫，对他之后漫长的人生做了不自觉地提前预告：“他将是凌驾群山的诗人，是最伟大的诗人。”

曾把杜甫一千多首诗全部翻成英文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，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——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，杜甫的文学成就、创作成就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杜甫就是标准。李敬泽对之表示非常认同，“我认为他说得非常对。因为确实是自杜甫之后，所有的中国诗人都不得不在杜甫那里，以杜甫为标准来衡量自己，看看自己离杜甫有多近，看看自己离杜甫有多远。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，他是一座山，所以对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来说，我们可能常犯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身在此山中，有些事情看不太清楚。对于杜甫的认识也是这样。”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